請那些“反中亂港”勢力，不要再侮辱香港市民的智商了。那些擔心香港會出現“排外情緒”的人，應該先問問自己做過哪些虧心事。當佩洛西把暴徒衝擊立法機構的場景描述為“美麗風景線”的時候，考慮過深受其害的普通香港市民的感受嗎？這兩年，以美英政府為首的外部勢力，不僅支持“反中亂港”勢力，而且動輒叫囂“製裁香港”。破壞不了香港的穩定，就想搞垮香港經濟，這樣的行為，被香港市民厭惡難道不是很正常的嗎？香港是一個自由港，它對全世界敞開懷抱，但對那些“反中亂港”勢力，也會毫不客氣拒之門外。

17453793499553　　蘇樹德嚴重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廉潔紀律、工作紀律，且在黨的十八大後仍不收斂、不收手，性質嚴重，影響惡劣；他還涉嫌違法發放貸款、違規出具金融票證、受賄犯罪，膽大妄為，內外勾結，吃裏扒外，肆意踐踏國家法律，是“風腐一體”、甘於被“圍獵”的典型，必須嚴肅懲處。依據《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中華人民共和國監察法》等有關規定，經中國光大銀行黨委研究決定，給予蘇樹德開除黨籍、開除處分；經南寧市監察委員會研究決定，將其涉嫌犯罪問題移送檢察機關依法審查起訴，所涉財物隨案移送。

　　過去幾十年來，中國是經濟全球化最大受益者之一，同時也是最大貢獻者之一。其中，麵向海外不斷進行投資和業務拓展的中企功不可沒。寧德時代在匈牙利設廠毫無疑問有利於歐洲的電動車發展。對那些幹擾務實理性合作的“大西洋派”或醉心於“價值觀外交”的美西方政客，我們要說的是，這些人士應該反思檢討，他們不應該再以特殊眼光看待中國企業的投資。當一係列政治挑釁和脫鉤斷鏈行為不斷惡化雙邊互信和合作氣氛時，世界上任何一家企業都不會“送上門去”，冒成為下一個被蠻橫打壓圍剿對象的風險。如果一直采用這樣的政治手段限製經濟行為，那隻會和經濟全球化的大勢背道而馳。這個道理，再簡單不過。

　　據內蒙古自治區文化和旅遊廳官網消息，8月11日下午，自治區文化和旅遊廳召開幹部大會，宣布自治區黨委關於自治區文化和旅遊廳領導班子調整的決定：秦豔同誌任自治區文化和旅遊廳黨組書記，提名廳長；趙子義同誌任自治區文化和旅遊廳黨組成員，提名副廳長。自治區黨委組織部副部長、自治區非公有製經濟組織和社會組織工作委員會書記孫延軍同誌主持會議並講話，自治區黨委組織部幹部三處處長王寶柱同誌宣布自治區黨委幹部任免決定。秦豔、趙子義作表態發言。

　　亞洲杯決賽，是中日男排首次在亞洲杯決賽場遭遇。目前日本男排在世界排名超過中國，但麵對這支日本青年軍，中國男排並不畏懼。中國男排從首局比賽就發現，這一屆日本男排以青年選手為主，雖然衝勁十足，但後勁不足，往往在領先後容易失去關注力。這也給了中國男排更多機會。第二局中國男排一度12比17落後，就是憑借頑強的毅力，頂住對手攻勢。此後中國隊確保本隊在網前的優勢，漸漸拿回比分，並將勝勢保持到最後，以25比23拿下。

　　對於“芯片法案”中的相關內容，中國貿促會、中國國際商會10日發文表示反對。中國貿促會、中國國際商會認為，法案中的條款歧視性對待部分外國企業，凸顯美意在動用政府力量強行改變半導體領域的國際分工格局，損害了包括中美企業在內的世界各國企業的利益。一方麵，這是典型的專向性產業補貼，不符合世貿組織的非歧視原則；另一方麵，法案將部分國家確定為重點針對和打擊目標，導致企業被迫調整全球發展戰略和布局。尤其是法案對“任何受關注的國家”界定寬泛，無限擴大了執法的自由裁量權，具有典型的泛政治化色彩，各國企業經營活動麵臨的不確定性大大增加。

　　同時我也特別注意到，施毅大校有關常態組織台海方向戰備警巡的表述，也被外媒特別關注，甚至與之相應的英文表述， “new normal” 即“新常態”，也成為英文主流媒體報道台海事態的一個熱門關鍵詞。甚至這輪台海危機的美方始作俑者佩洛西也以此說事，昨天在華盛頓一場簡短記者會上公開叫囂，美國不能讓中方在台海建立“新常態”，她的原話是，“What we saw with China is they were trying to establish sort of a new normal。And we just can’t let that happen。  

　　事實是，此前也叫囂對上榜感到“光榮”的蘇貞昌，已經切實感覺到痛了。據台媒報道，自從蘇貞昌被列為“台獨”頑固分子之後，很多台商和金主都不敢再接聽蘇貞昌的電話了。此外，台媒稱2020年台灣上市上櫃公司在大陸有投資的共1199家，可能都不敢再以公司的名義捐款給“台獨”頑固分子，民進黨2020年收入中有1.45億元新台幣都來自於政治獻金，恐怕其中部分會因為清單而失去。不知這樣的“光榮”，林飛帆等人是否也求之不得？

　　一些外媒酸溜溜地揶揄收獲巨額投資的匈牙利“長期挺中”，有這工夫，不如深刻反思一下，為何寧德時代北美建廠計劃被暫停了。美國在很長時間裏都是吸引外資最多的國家，然而這些年，在泛政治化和泛安全化氛圍的毒化下，它開創了很多極其惡劣的先例，讓越來越多原本優越的投資土壤變成了雷區。比如強行要求外來的高科技公司交出技術，甚至對資本進行“技術性沒收”，讓很多人感慨華盛頓就差“明搶”了。試問，一家企業如果對投資時刻抱著“別哪天被沒收了”“我的錢是不是打水漂了”的擔心，它還能安心發展嗎？據美國媒體報道，寧德時代計劃在美國建廠已久，也考察過美國一些地方，但最終很有可能選擇墨西哥作為建電池製造廠的替代方案。應當說，它的疑慮也是很多其他企業的疑慮。